汽修实训课学生把老师私家车拆了 重装时出现尴尬一幕：多出一堆螺丝

当代中国各类法因权威在现代化中失落而皆实效有失，可能使这种追求难以实现，在此情况下，还来追问什么可能是有效的法，似乎显得无甚大的意义。

有关解纷和处罚的宗族械斗、殴打盗贼、罚跪、革出家门、逐出村落、勒令自尽、处死等规定。但也由此衍生出大相径庭的法律观。

建立此模型的目的，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分析工具，去分析一些无效的法究竟失效于何处，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补救。[5] 司法人员法，意谓司法人员在解纷并作出裁决时所遵循的规则，它只是在解纷时起作用，并不规约人的一般行为，因之，它又称判决规范（Entscheidungsnorm），[6]这就与规范人的一般行为的社会法区别开来。中国近几年来的法律研究，对这三种法中的民间法宠爱有加，如前述，最主要的两个原因，一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被实践证明不尽如人意，一是民间法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。破坏水利设施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。其二，在内容设计上，要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具有极大的兼容性，社会转型尚处在乍暖还寒之时这一特质，注重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创新，在此过程中，应充分发掘和利用民间行之有效且具有正当性的规则资源，并加以普适化转换。

一般而论，乡规民约的特点在于其地缘性，有学者认为，目前中国农村的村庄治权主要维系于乡规民约，而不是源于基层政权的强力控制。诚然，在任何社会，自然法都不可能完全得到贯彻，主要因为自然法更多的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理想。[15]张静：《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》，《北大法律评论》1999年第2卷第1辑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—7页。

但这六个内容对于研究人们守法或违法的动机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。[20]参见李成贵：《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》，《管理世界》1994年第5期，第184—185页。[69]详见朱庆芳：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》，《社会学研究》1997年第5期，第119—122页。有关实例，可见张静：《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》，《北大法律评论》1999年第2卷第1辑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9—22页。

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在1949年后变化更快，远远大于19和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其他国家。于是进入第三阶段，国家被期望要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，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危机。

[53]郑哲民：《社会制度与个人因素对法律服从性与有效性的影响》，载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编：《比较社会学：中美社会之比较研讨会论文集》，第271页。[17]徐勇：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40—148页。在今天，具有深厚传统的宗族关系正处在急速的消解之中，宗族关系所倚重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日益减少，核心家庭已稳居家庭结构的主导（1990年城市为65％—70％，农村为66．3％）。案例11，第513页，案例12，第528—530页。

[24] ——行业规章中诸如学徒不拿工钱、传男不传女、传媳妇不传女儿、限制学徒数量、限制竞争、技术封锁和垄断等规定。如果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硬前提的话，这里的追问便显出一定意义，即我们必须判明，什么样的法可能是相对有效的。——民法及民事诉讼法：民法典，物权，侵权行为，人格权。法社会学的另一先驱——韦伯（Max Weber）虽未直接论及什么是民间法，但他对习惯、习俗、惯例和法的严格界定，为我们理解民间法及什么是法提供了极好的方法论启示。

其中，社会秩序指数如果按本文前面根据典型调查所作出的估计，当下降更快。尽管这个规范可能是由合法的立法者经过严格的程序制定出来的，也可能被实际遵守。

至于这种规范或判决是否公正，是否被实际遵守，则并不影响其有效性。但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基本价值及基本秩序有待重建的转型社会，道德严重失效实为不难耳濡目染之事实。

例如，为巩固现代化领导集团的权力，英国花费了183年（1649—1832），法国等13个欧洲国家平均用了73年（从拿破仑统治时期1789—1815年开始），美国用了89年（1776—1865），但21个后发国家则平均只经历了29年（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）。[14]参见周翼虎、杨晓民：《中国单位制度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。原因在于这些民间法是在长期的历史中，经过反复的博弈、筛选而成的，占据着时间之维的优势。[59]Thomas Raiser，Dae lebende Recht，2．Auflage，1995，Baden—Baden，S．377． [60]（德）韦伯著，林荣远译：《经济与社会（上）》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81页。这就是，其一，在建设方式上，我们虽无法再等上一、二百年，让秩序以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自然演化的方式成长起来，却也不能焦虑地期待，只要发扬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的精神，以全有或全无的变革方式，就能把人世间秩序的事情办好。但是，一个社会，同样不可能在无规则状态中运行。

诚然，在任何社会，自然法都不可能完全得到贯彻，主要因为自然法更多的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理想。而当代的乡规民约更是身陷其中，这是由于当代的乡规民约，一方面在原则上不能违悖国家法和国家政策，而它们是普遍正义集中的规则反映，否则，乡规民约难以有公开的合法地位，以至一些成文的乡规民约几成国家法和国家政策的实施细则。

[5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34—62，4．Aufl．1989． [6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112，4．Aufl．1989． [7]Ehrlich，Grundlege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，S．124，134，4．Aufl．1989． [8]见（德）韦伯著，林荣远译：《经济与社会（上）》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40页和第54—57页。欧洲数据见Thomas Raiser，Des Lebende Recht，2．Auflage，1995，Beden—Baden，S．379． [34]《中国法律年鉴（1991—1998）》，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2—1999年版。

相比民间法和自然法而言，这种印象更能借助一定数字化指标来获得。破坏水利设施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。

[45] ——产品质量法：199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和广东等四省的检查及天津等十四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自查显示，1992—1994连续三年全国产品质量国家抽查合格率仅在70％左右徘徊，1995，1996为75％和78％。其调整内容有从业条件，从业方式，行业禁忌及职业道德。王沪宁：《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—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。[2] 社会学的有效性，首先是指法被规范义务人自愿地实际遵守，而不论该义务人是否有意识地这么做，或者是习惯所为，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规范，这就是行为有效。

[42]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：《关于检查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）实施情况的汇报》（1997年10月31日），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》1997年第6号，第741—742页。[64]（美）享廷顿：《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》（中译本），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42页。

[33]见戴宜生：《面临挑战，首重实证》，《青少年犯罪研究》1999年第1期。[74] 遗憾的是，一些中国学人过于沉浸于这种零和观念之中，机械地认为国家退出的空间等于民间进驻的场地，对于国家和民间互动所产生的新领域重视不够，更要紧的是，夸大了民间力量创建规则秩序的范围和能力，殊不知国家放权让利不能自发地放出一种合理的秩序来，不仅任何市场力量都不免有失灵之处，这便产生国家干预的普遍需要，而且要解决中国目前大面积的贫困、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、尖锐对立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，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教育、就业、计划生育、社会福利等问题，团体和私人的力量不会比国家更有效。

它强调的是规范内容的正确性，如果一个规范在道德上是公正的，那么，它就具有伦理学上的有效性，反之就是无效的。特别是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．7倍扩大至1996年的5．8倍。

后一观点见李成贵：《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》《管理世界》1994年第5期。经验中的各种法可能同时在上述三方面有效，如为当代大多数国家刑法所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，这当为法的有效性理论的终极追求。给老人、小孩、孕妇和残疾人让座，各扫门前雪，爱护花草树木，不随地吐痰，不随处扔垃圾，见面说您好，分手说再见等，都成为值得社会大力提倡和表彰之举。个人并无守法责任，违法而不受制裁是一种本领。

另外，中国的道德原则与西方的自然法也有些旨趣相异，有普世的成份，同时又讲求世俗家族化。所谓规范性的东西是指具有合法性和约束力的秩序（Ordnung），行为者遵守这种秩序，缘于他认可了该秩序的合法性。

在所有权和分配方面，先占原则、公产任意使用、平均分配渔猎品。由于民间法的各组成部分既有成文的，也有不成文的，这就不能笼而统之地从形式合理之维来评价民间法。

另外，强调这个总体社会特征，并非意在替代甚至否定具体原因分析，而只是想指出，如果我们是从这样一个总体维度去看问题，将使其他各种具体的因果分析处在一种恰当的解释位置。同时，重申国家法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，并不意味着国家法在实际上就必然那么十分有效，相反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它仍会为实效短缺所不停地困扰，解决实效短缺的问题，取决于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权威的时间长短，取决于如何建立权威的方式，取决于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改造，此当为我们着力之处，而不是因为国家法受到实效短缺的困扰，就怀疑起国家法的正当性和中心地位，进而去寻找替代物。